1948年某天，宋时轮坐在吉普车上前往执行一项重要任务，却意外闯入了敌军的占领区。敌军发现他们后，迅速围了上来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围困，宋时轮心中一紧，知道自己此行只带了少数几名随行人员，如果被敌人识破他是纵队司令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正在他感到无路可退时，一名敌营长忽然走到前面，向他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笑着说道：“报告长官，我是自己人！”这一瞬间，宋时轮心头一震，疑惑万千：这名敌营长究竟有何身份，怎么会如此突然地出现在这里？
1948年，济南战役刚刚结束，除了青岛之外，山东大部分重要城市已经被我军解放。与此同时，徐州的刘峙集团处于极度孤立的境地，成为了华东野战军和中野的“猎物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粟裕决定南下，发动淮海战役，中央也批准了这一决策。最初，粟裕的计划是直接攻打徐州，但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建议将目标转向黄百韬兵团。毛主席分析认为，黄百韬兵团正处于敌军的薄弱环节，且距离我军最近，能够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歼。
展开剩余80%粟裕立即调整了战术部署，为了迷惑敌人，我军故意制造攻打徐州的假象。果然，刘峙上当了，他在看到我军的动静后迅速慌乱，开始收缩防线，命令附近的国军回援徐州。黄百韬也接到回防命令，不久后便率兵撤离新安镇，朝徐州方向退去。原本我军已经成功调动了敌军，但由于敌人装备精良，机动能力较强，我军差点没能及时追上他们。
然而，意外发生了。就在黄百韬撤退过程中，刘峙却因私事拖慢了敌军的行程。刘峙要求黄百韬等着，等待海州的44军完成私盐生意的运输，导致黄百韬在原地停留了整整两天。这两天的时间，为我军提供了宝贵的追击机会，终于让我军赶上了敌人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黄百韬在这期间忘记架设浮桥，导致我军得以成功突破敌军的防线，将其彻底围困。
此时，国民党才意识到，原来我军的目标是黄百韬。蒋中正立即指示调兵遣将，准备营救黄百韬。粟裕则早已做好准备，他命令宋时轮带领十纵渡过京杭大运河，切断敌军的撤退路线，并准备阻止可能的增援部队。宋时轮接到命令后，迅速展开行动。但就在此时，他遇到了一个意外的事件……
宋时轮一向谨慎，从不轻易出击，且每次大规模的战斗前，都会亲自前往前线侦察敌情。此次，他与政委刘培善带着几名警卫员，驾驶吉普车前往运河边进行侦察。然而，由于夜晚漆黑，为避免被敌人发现，司机关掉了车灯，结果一行人误入了敌占区。
下车后，几人开始进行地形勘察，正当他们专注于观察敌情时，突然被一股敌军包围。敌人迅速锁定了宋时轮，并举枪威胁：“缴枪不杀！”宋时轮与刘培善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他们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，局势紧急，若是敌军识破他们的身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见状，宋时轮立即冷静下来，他没有慌乱，而是巧妙地解释道，他们是侦察兵，奉命来查看敌情，并没有恶意。敌人似乎对他的话产生了怀疑，但还是决定将他们押到营部。就在这时，负责守桥的国民党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得知情况后，迅速赶来。
王世江见到宋时轮一行人后，仔细观察了一番，随即冷静地询问他们的身份和目的。宋时轮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察觉到对方并无敌意，于是直接亮出了身份：“我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，这是政委刘培善，我们是来招降你们的！”
没想到，王世江听后立刻露出惊喜的神情，急忙行礼：“报告长官，我是国军第59军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，请长官指示！”宋时轮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原来这位敌营长竟然是自己人。
经过进一步询问，王世江透露，他与我军地下工作部联系紧密，早在淮海战役准备阶段，他就收到了我军的指令，并在秘密筹划起义。听到这一消息，宋时轮心头一震，立即指示王世江：“现在情况紧急，命令你立刻带领部队起义，开过运河，为我军清除障碍。”
王世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任务，并在当天凌晨1点正式起义，带领部队撤出了运河桥，为我军成功围困黄百韬兵团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在接下来的两天里，何基沣、张克侠等人也带领部队起义，给了敌人致命一击。
战后，王世江被任命到锦州和黑龙江等地工作，曾担任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，直到1974年正式退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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