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编者按
3月4日,2026年全国两会拉开帷幕,全国人大代表、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的五个建议把“科学慈善”带上了热搜。他在《关于支持科技公益发展,助力科技强国建设的建议》中提出:财政资金难以覆盖所有探索性、非共识性的前沿课题,亟待科技公益“补位”。
这份建议把“科学慈善”这个“小众”的话题,以及企业和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的行动,推向公共视野,呈现了中国科研支持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:从政府主导逐渐走向政府和多元社会力量“共舞”的模式。
事实上,这种变化早已有迹可循。2016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已将“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”明确列为慈善活动的重要范畴。近年来,中央多次强调“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、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”,“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,开展高风险、高价值基础研究”——这些政策导向,正为“科学慈善”提供着越来越坚实的制度土壤。

雷军说的“科技公益”
到底是什么?
“科技公益”与“科学慈善”本质上是同一件事——前者侧重政策语境,后者侧重慈善研究语境。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正在崛起的现象: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、企业家,正在通过慈善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、前沿探索和科研人才培养。
专栏开栏一文中,首次系统提出“科学慈善”概念:个人、企业或慈善组织以奖励或资助等方式,不以商业回报为目的,支持科学研究或与科学研究相关的科学交流、科学传播和科学社群建设的活动或事业。
2025年,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首份科学慈善报告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》,收录7个案例,共同勾勒出一幅图景:中国“科学慈善”的时代,正在到来。

雷军在建议中提出三个核心方向:
一、为公益基金会支持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;
二、支持公益基金会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;
三、将企业、个人资助科技公益的行为纳入创新评价。
这三个核心方向不仅是关于“政策优化”的建议,更触及了发展“科学慈善”的关键:公益慈善力量支持科技创新,需要更好的制度环境、更深刻的融入和更坚实的激励。
为什么“补位”?
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
雷军建议中有一个关键词值得反复咀嚼:“补位”。
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中那些探索性极强、成果不确定、非共识性的前沿课题,往往难以从传统资助体系中获得足够支持,而这正是“科学慈善”可以发挥独特价值的领域。
腾讯于2022年出资100亿元人民币设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,支持基础科研“从0到1”的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。旗下“科学探索奖”已资助347位青年科学家,覆盖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十大领域,奖金由获奖人自由支配。“新基石研究员项目”已资助139位研究员且“选人不选项目”,不设考核指标,鼓励自由探索。
由科学家与企业家共同发起的中国内地第一个民间科学大奖——“未来科学大奖”,则扮演了另一种“补位”角色。成立10年来已评选出46位获奖者,均是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果的科学家,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,被《自然》杂志誉为“中国的诺贝尔奖”。大奖既吸引了公众关注,又通过配套的科普活动将科学家推向台前。而其“科学家定标准、企业家出资源”的独特治理结构,既保证了奖项的学术公信力,也确保了资金的长期可持续性。
2016年,盛大网络创始人陈天桥和雒芊芊夫妇宣布投入10亿美元,成立天桥脑科学研究院,专注于投入大、周期长、失败率高的脑科学领域。他们通过与加州理工学院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等国内外机构合作搭建起科学慈善支持体系,通过慈善捐赠、商业孵化等灵活的方式,支持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,再到产业化的完整脑科学研究与创新链条。
正如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的8个影响力特征》一文中总结的,“科学慈善”案例体现了对我国现有科研和科研支持体制的有力补充:做国家想做而力度不够的事,如加大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力度;支持国家财政资金尚无法覆盖的领域,如利用慈善资金对可能长期不能实现成果的科学研究进行资助;做行政力量不方便出面的事,如由民间组织通过设立国际科学大奖在中国建立国际科学家社群。
从“补位”到“共舞”:
科学慈善的现实困境与破局
“补位”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
雷军在建议中指出了现实困境:“目前,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及配套政策对‘科技型公益基金会’缺少针对性的规定。公益基金会资助基础研究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行为,符合慈善法倡导方向,但在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尚未被充分纳入政策视野,在实操环节仍面临政策层面的制约。”
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》报告中也呼应了科学慈善面临的制度障碍,其中面临的六大挑战第一条即是:“科学慈善事业总体上还缺乏支持性的政策和舆论环境。”
具体表现在:
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项的备案流程复杂,运行成本高;
公益基金会资助的科研项目,在现有评奖评优体系中认可度远低于政府资助项目;
公益基金会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体制内资助渠道的路径不畅;
对科学慈善项目的成果衡量和评估,缺乏理论和实践支持。
雷军的建议,正在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。
建议中提出,探索建立科技公益评价体系,以资助项目的科研攻关成效、人才培育质量、成果转化效率等为核心指标;畅通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的备案机制;鼓励公益基金会资助国家及地方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;将企业资助科技公益的行为纳入ESG评价指标……
企业家精神的慈善表达
如果说传统的慈善是“把钱捐给看得见的疾苦、够得着的需求”,那么像雷军这样的企业家、慈善家的实践,正在定义一种新的慈善范式:用企业家创新思维和执行力打通制度壁垒,让慈善资金成为科学家专心投入科研的底气。这是企业家精神的慈善表达。
2021年,小米公益基金会成立,这是雷军和几位创始人探讨“如何更好地用科技成果回馈社会的”时的动议。作为一家由科技企业背景和创始人多为专业背景经历的企业基金会,聚焦在“科技+人才”摸索,逐步建立起从支持学生、学者到推动前沿科研的“三层金字塔”体系。
小米通过“小米青年学者”项目计划捐赠5亿元覆盖100所高校,为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提供不设限的资助,让他们能安心坐“冷板凳”、做自己想做的研究,截至2025年底,已支持1082位青年学者。捐赠之外,基金会更致力于发挥小米的产业洞察与技术资源,充当连接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桥梁与催化剂。基金会先后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捐赠,成为两家科学基金历史上首个社会捐赠方,也引领了科学慈善新风潮。
这正是“科学慈善”最独特的价值——它不只是一种资金补充,更是一种价值立场:在高风险、长周期、不可预测的科学领域下注,并愿意容忍失败,支持科学家“做难而正确的事”。
如陈天桥雒芊芊夫妇所说:“科研从来没有一帆风顺,但总是要有人去做,要有纵身一跃的勇气。”这份勇气,来源于敢于资助未知的慈善精神、敢于探索前沿的科学精神,以及勇于创新和实践的企业家精神。科学精神、企业家精神、慈善精神,在“科学慈善”的实践中得到了统一。
“科技公益”的两会建议,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之外,也向我们提示了一个值得探索的建设方向:建设政府、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,科技支持体系多元格局。
当越来越多企业家、慈善家选择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、青年科学家和长期探索时,“科学慈善”也将不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,而会成为中国创新体系中的生力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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